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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见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卷6《州县请立志
日期:2019-11-25    访问量:

  举昔时牧守之贤,冀来者之相承也;道前物之盛,冀后生之自力也;沟渎條浚水之方,仓庚记裕平易近之术,论风尚之习尚,夸户口之蕃息,遂及于礼乐之大务。(53)

  (22)赵取泌:《仙溪志》刘克庄序,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第8270页。感慨处所图籍、志书漏缺,表扬续补者行为的方志序取跋例子甚多,例如孙应时、鲍廉、卢镇:《琴川志》序,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第1147页;杨潜:《云间志》杨潜序,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第5页;梁克家:《淳熙三山志》梁克家序,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第7786页;等等。

  (33)钱可则:《景定严州续志》方逢辰序,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第4349页。又见方逢辰:《蛟峰文集》卷4《严州新定续志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凡是邦之遗事略具矣,岂特备异日职方举闰年之制,抑使为政者究知风尚利病,师范先贤懿绩,而承学晚生。览之能够辑睦而还旧俗,宦达玩之能够全高风而励名节。(52)

  郡各有志,澄江独未之做也,吴兴施公太博知军事,慨然认为缺典,首命郡博士郑君、邑医生徐君,相取蒐猎,以编为书。(30)

  (13)除了数据外,现代研究者亦从内容、编制等方面来证明处所书写模式由图经向方志的改变。黄苇:《论宋元处所志书》,《汗青研究》1983年第3期。

  虽然对于事实由哪一个个别来进行处所书写定会有疑问取辩论,但正在若何书写处所的方式上,编纂者对“网罗”、“搜猎”、“访搜”处所材料抱有必定的立场,例如朱长文续修吴郡图经时,曾“参考载籍,探摭旧闻”,(39)郑兴裔《广陵志序》称:“虽微必录,无现不宜,数百里封域中之事,群汇而笔之于书,则身虽不下堂阶,而广陵错壤,恍然正在目。”(40)杨潜(生卒年不详)正在《云间志序》中说修志时“畴诸井里,考诸列传,质诸故老”,(41)修志者相信通过数据汇集的体例,对处所学问取经验进行汇集、拾掇、分类,便能对处所进行描述取书写。郑兴裔正在《合肥志序》中写道:

  (44)钱可则:《景定严州续志》方逢辰序,第4349页;方逢辰:《蛟峰文集》卷4《严州新定续志序》。

  (16)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68《史部·地舆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594页。

  (30)《绍熙江阴志》今佚,俞巨源序见黄傅:《弘治江阴县志》卷14,明正德十五年(1520)刻本。

  (23)现实上,仅就组织层面而言,处所志或由处所、或由地方组织编纂,此处之所以利用“书写”、“被书写”两种径只是为了回避由“地方”、“处所”等词汇而惹起的概念混合。

  (2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9仁康定元年(1040)十月癸卯条,第3054页;王应麟:《玉海》卷14《祥符州县图经》。

  正在中国处所志编纂史上,方志曾有多种名目称号以及品种,但凡是说来,所谓“方”是指处所,拉菲1登录地址!而“志”则是记录的意义。从文献角度来看,无论是做为地舆书仍是汗青乘,处所志中所汇集的数据取消息,其价值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做为文本察看对象,处所志最泛泛的现实背后却现含着若干特殊的问题。例如,处所志是以处所为察看对象取书写单元的,但关于“处所”的概念取定义,很容易滑入某些预设的框架之中。由于就取社会层面而言,“处所”取“地方”、“处所”取“国度”很可能成为一组概念中的两个面相,或同时呈现,或某一词呈现时,另一词虽未指明,但现现其间,挥散不去。①本文并不筹算梳理这些缠夹难分的概念,也无意优先考虑某种设法来终结这些概念的差别使用。现实上,正在中国保守文化中,处所志或方志已成为一种商定俗成的称号,其内涵似乎不问可知,处所志的编纂者正在撰写时无须对处所志所涵有的“处所”做一个出格的界定。虽然如斯,以“处所”做为察看单元取书写单元的处所志,仍然需要对其所含蕴的“处所”做具体的阐发特别是做意义上的考索,以彰明处所志编纂背后的支持。

  而对意义的逃索,明显并非是后加的设定,而是一起头就躲藏或者说被寄寓正在纂修者心中的。元丰六年(1083),司马光(1019-1086)为《河南志》所做的序中称是书:“岂徒先人蒙不朽之赐于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尝至洛者,得之如逛处已熟,后世闻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也。”(49)元祐七年(1092)林虑所写的《吴郡图经续记后序》称:“余虽少长于苏,而山水、城邑、津梁、园不雅,往往未知其所由来,尝以问乐圃先生,先生出所为《图经续记》以示我,曰:此一览尽之矣。”(50)绍熙四年(1193)《云间志》杨潜序称:“是书也,虽一邑之事未脚以广,异时对友朋则能够资谈尘,事君父则能够备参谋。”(51)很较着,纂修者但愿阅读处所志书者可以或许对该地包含着回忆取等候,能够“知其所由来”,能够“如逛处已熟”、“如身逢目睹”,并且当人们借由方志以“资谈尘”、“备参谋”时,志书本身做为一种强无力的论述体例取内容付与了处所世界以意义。绍兴九年(1139),董棻(生卒年不详)所写《严州图经》序中说该书:

  ①近年来,跟着处所史研究正在美国粹界的兴起,“处所”(local)做为取“地方”相对应的、具有笼统概念的词语屡次呈现,拜见Robert Hymes,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正在处所史的研究中,处所志被当做中国“处所史”最起头的出场形式,惹起了学者的关心。基于宋元期间处所志大量呈现,为什么中国文人起头书写“处所史”(local history)做为一个富成心义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有学者相信,书写处所志是文人“处所化”了的标记。拜见Peter K. Bol, The Rise of Local Gazetteer: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1, No. 1, 2001, pp. 37-76。跟着处所史研究的推进,李弘祺曾对中国宋元之际的处所概念做了梳理,指出取英文“local”相对应的“处所”概念大约呈现于元代,此前文献记录中所呈现的“处所”一词大约相当于英文中的area、district或region。拜见李弘祺:《什么是近世中国的“处所”?——兼谈宋元之际“处所”不雅念的兴起》,2005年大学东亚文明核心“中国近世的处所文化取教育”会论说文。现代概念化的“处所”取保守中国处所志中的“处所”能否等同,并非是本文会商的沉点,但毋庸置疑,认识到这种差同性的存正在可能是相当主要的。

  ②相关的阐述取研究正在泛论处所志的著作中甚多,兹不详举。单论有宋一代上兼唐、下及元的论著亦不正在少数,例如朱士嘉:《宋元方志考》,《地学》1935年第2—4期、1936年第1—2期;青山定男:《唐宋处所志目次及び材料考据》,《横滨市立大学纪要》92,1958;刘纬毅:《宋代方志探微》,《方志研究》1986年第2期;黄苇:《论宋元处所志书》,《汗青研究》1983年第3期;黄燕生:《宋代处所志的史料价值》,《中国汗青博物馆馆刊》1984年第2期;黄燕生:《宋代的处所志》,《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James M. Hargett, Song Dynasty Local Gazetteers and Their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Dingzhi Writing,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6, No. 2, 1996, pp. 405-442;阚红柳:《论宋元明三代志书中表体的使用》,《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安清福:《宋代方志中的架阁库》,《档案学通信》2000年第4期;郑利锋:《宋代处所志南北修撰异同论》,《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周佳:《宋代知州知府取本地图经、方志纂述》,《中国汗青地舆论丛》2009年第3期;等等。以某部志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如王文楚:《〈元丰九域志〉的成书及其价值》,《汗青地舆》1982年第2辑;黄苇:《论临安三〈志〉》,收于氏著《方志论集》,浙江人平易近出书社1983年版,第121—144页;林正秋:《南宋〈咸淳临安志〉述略》,《文献》1990年第3期;肖建新:《〈新安志〉续修钩沉》,《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3期;肖建新:《〈新安志〉志源考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肖建新:《方志史上的细节关心取史实还原——〈新安志〉编纂过程考辨及其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逛彪、刘雅萍:《〈琴川志〉述评——兼论宋元方志的得取失》,《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1期;等等。

  (36)关于志取史的区别,后世特别是清代多有阐述,拜见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卷6《州县请立志科议》、卷8《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87—595、819—824页。

  本地图做为志书的附录时,由文字书写的处所志成为主要的呈现面相。由图而志的变化使得处所志正在消息表达体例上有了较着的分歧。地图是用线条力求实正在地描述出“处所”,它给出了河道的、山脉的连绵、聚落的分布、城池的结构等外界的消息,以便于人们能够操纵这些外正在消息正在必然文化布景内去、思虑“处所”;经由文字书写出来的“处所”,那些山水、城池正在人的经验世界中已通过文字得以再出产出来,它不只进行了对外正在消息的取思虑过程,并且做为主要出产者的人也被凸显出来,换言之,人不再只是坐正在地图之外了。这也使得对方志的处所书写进行思惟上的阐发成为可能。

  (18)《广陵志》今佚,序见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下《广陵志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惟志之做非徒以侈纪载也,葢有激劝之意焉!子舆氏曰: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今试为之。披其地图,考其轶事,西瞻金斗,东顾浮槎,昔时梅尉高现之风,梁女之迹,长者犹能道之否?望明逺之台,取波上下,如现约闻读书声也!若夫移檄敛黄巢之兵,谢郡留贮库之钱,使君流风于今如昨,国朝吕文靖陈文惠之遗爱,啧啧正在人耳目,其政事可得而稽,勲名可得而师乎?生平思包孝肃之为人,所称烈如夏季而凛若秋霜者,过双阙则又未尝不心仪焉?彼其高风劲节,妇人女子皆化之,如崔氏者非闺中之铮铮乎?至于肥水奏东山之捷、飞骑走张辽之袭,埀之志乘,皆脚以增辉于史册,留慕于后人,能够风一国,能够型四海,贤者深其效法,不肖者生其愧悔,皆是道也。(48)

  若是说,处所志编纂中的门类,包罗“财赋”、“山水”、“人物”、“诗文”等的设想是付与人们认识处所社会的体例的话,那么,通过付与每一门类以价值尺度,处所社会的图式就被传送和建立出来。

  宋代是中国处所志编纂的主要期间,处所志书大量呈现,编制起头确立。环绕着方志编制正在宋代的完型以及处所志编纂机构等具体问题,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同时,强调宋代处所志做为一种主要史料,沉申其研究价值亦是学者关怀的话题。②毫无疑问,宋代方志的价值取编制成长中的转型是需要进行细致阐述的,但宋代处所志的编纂不只只要这些外正在的、植入的意义,其编纂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值得关心的文化现象。方志编制正在宋代的编制完型事实有何意义?编纂者将“处所”做为其察看视域,以城市郡县等行政单元做为其文字书写的单元。这种对“处所”取“处所书写”的偏好能否有着内正在的寄义?本文拟以此为发端,对宋代文人用文字的“处所书写”来书写出“处所”这一现象做思惟上以至是文化上的阐释。

  古之地志载方域、山水、风尚、物产罢了,其书今不成见……《元和郡县志》颇涉奇迹,蓋用《》例;《承平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前导发轫。元明当前,编制沿袭。传记侔乎家牒,艺文溢于总集,末大于本,而地图反若附录。其间夸饰以侈风土者,抑又甚焉。(16)

  因而,处所书写所归属的空间不再也无须具有处所的奇特征,“昔时牧守”、“前物”、“风尚”、“版籍”、“甲兵”、“政教”虽只是固定正在某个特定的地舆中进行书写,但书写者本身倒是从整个“礼乐”的规制、设法和表达模式中进行筛滤取选择的。如斯,从文化史的意义上,宋代处所志的处所书写变成了消解处所特征的“去处所化”的书写,当然,处所化取去处所化只是相对的形态,正在宋代的方志编纂中,前者从没有被完整地建立过,后者也从未达到过。

  第一种数据是相关于宋代方志的总量。按照研究,“我国郡县有志,至宋代渐趋遍及”,③有人统计,从可考的时间上看,两宋各代共编修各类处所志书492种,此中北宋138种,南宋354种;④有人则从现见存目标宋代方志来覆按,认为北宋曾有志书140余种、南宋为230种。⑤这一组材料中,统计者没有统计宋之前的材料,因而,不克不及将宋代的方志总量取前朝进行对比。但该组材料至多申明以下两点:一是虽然的宋代方志数目不多,但存目存名的方志数量倒是数倍于方志数量;二是南宋编纂的志书数量已较着跨越北宋。

  门类率取本志协,所证所聚愈详矣,而书岂徒取其详罢了乎,使读《赤城志》者,诠评流品,而思励其行,细咀篇什,而思畅共才,睹而开浸漶,念得失而沉沿革,悟规劝而审趋舍。(47)

  方城舆地以及门类的细致并非是修志者的逃求,按类别来拾掇处所材料,虽然能够布局化处所文献,但修志者亦相信,细致的收集取归类不是注释,推敲处所书写背后的意义世界才是其宗旨。由于,当方志逾越时间去建立处所社会时,“社会”是取地舆相分歧的,地舆范畴中那些有代表性的脚色饰演者或“小我”,他们附属的行为“文化”被想象成一个全体。郑兴裔《合肥志序》说:

  通过山水、户口、田畴、财赋、吏治、风气等门类的设定取建立,通过知州“考之”、“询之”、“省之”、“核之”、“察之”、“辨之”等认识体例的跟进,州郡的图式就被辨识出来。虽然郑兴裔次要是从州郡官守的角度来解读方志,但方志中这些具体门类的设想并非只是修志者的小我偏好,而是各有旨。《仙溪志》黄岩孙(生卒年不详)跋载:

  (34)《咸淳镇江志》今佚,方逢辰序见高龙光:《乾隆镇江府志》旧序,清乾隆十五年(1750)增刻本。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一语引自范仲淹(989-1052)为留念东汉蓬菖人严子陵(生卒年不详)而做的《严先生祠堂记》。方逢辰认为按山水、人物、户口、田赋等门类所建构出来的处所只是一系列处所消息取学问的陈列,但这些陈列并不是为了凸显出严州的特殊性,更遑论通过这些消息来“夸饰以侈风土”了。由于,虽然严州为浙左望郡,但“介于万山之窟,厥土坚而隔,上不受润,下不升卤,雨则潦,霁则槁,厥田则土浅而源枯,介乎两□,节节级级如横梯状,其平易近苦而耐,其俗啬而野,其户富者亩不满百,其赋则地不产米,平易近仅以山□而入帛,官兵□廪率取米于邻郡以给,而苍生日籴则取给于衢婺苏□之客舟,较之于他郡,其等为最下下”。(45)而严州之所认为称为望郡,倒是苍苍云山,泱泱江水之间的“子陵之风”。如斯,正在山水、人物、户口、田赋等各个门类的设想,方志编纂者不只需要枚举各个门类的消息,还需要去寻求并阐释此中的意义。《吴郡图经续记》林虑(生卒年不详)后序间接明言,称是书虽只三卷,但“岂可徒以方城舆地之书视之哉”。(46)《赤城续志》吴子良序说:

  郡有志,即成周职方氏之所掌,岂徒辨其山林、川泽、都鄙之名物罢了。天时验于岁月灾祥之书,地利明于形势险峻之设,人文著于衣冠礼乐风尚之臧否,忠孝节义,表人才也;版籍登耗,考平易近力也;甲兵坚瑕,讨军实也;政教修废,察吏治也;古今得失之迹,垂劝诫也。(54)

  从形式上看,方志以城市郡县的地舆边界做为其书写范畴,因而,每一个地舆就是一个文本。正在文本的中,方志是一种分析的过程,它按照分门别类的系统,通过山水、人物、户口、财赋等门类的设想取布局化,以一个无效和连贯的方式,消弭了处所消息取经验的零星性取芜杂性。从这一点上讲,门类就是镜头,通过它,处所社会图式得以呈现。毫无疑问,依傍于分歧的行政单元所书写出来的方志文本,正在山水、人物、户口、财赋等各个门类的具体消息上亦是有不同取分歧的。可是,当方志以城市郡县等的行政单元为个别呈现时,纂修者所但愿强调的并不是每一部方志个别消息的特殊性。《景定严州续志》方逢辰序称:

  这一事例至多提示着我们,出于范成大之手的《吴郡志》,虽然做者的归属上属于小我,但处所志书的书写毫不只是小我的文字创做,而是一个协调的书写过程,这一过程还包含了书写完成后人们对产物的认定。

  馆臣将唐代李吉甫(758-814)所撰《元和郡县志》,取宋代乐史(930-1007)所撰《承平记》排列为志书编纂中的两个标记性,他们认为,隋唐以来志书中,唯《元和郡县志》一书“编制(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出其范畴”,而宋代当前的处所志书多接续《承平记》的编制,馆臣认为:“盖地舆之书,记录至是书而始详,编制亦自是而大变。”(17)元明当前处所志编纂多因袭《承平记》编制,传记、艺文增加,地图反而成为此中的附录,四库馆臣评论说,文字的增加,导致处所志成为“夸饰以侈风土”的东西。虽然馆臣的评论能否中允另有待商榷,但此段话至多指出一个现实,即方志编制正在宋代的完型不只具有编纂学上的意义,所谓“夸饰以侈风土”虽是贬评,却指出了宋代志书编制的完型有其文化上的功能。

  (19)《莆阳志》今佚,赵彦励序见汪大经、王恒《兴化府莆田县志》旧序,十五年(1926)沉刻本。

  宋代是方志编纂的主要期间。但两宋期间,事实呈现几多方志,分歧窗者所统计的数据多有差别。当然,数据的不分歧,可能取统计者所凭仗的材料相关,也可能取纳入处所志考虑范围的准绳相关,或者亦有其他未详的缘由。虽然统计材料误差纷歧,可是,研究者对材料中所反映出来问题的理解倒是相对分歧的。简而言之,关于宋代处所志书的兴起取变化至多能够从三种数据中略窥一斑。

  内容撮要:处所志做为主要的文献材料,其价值已为人所共知。但若是将它做为文本察看对象,处所志编制的完型及以处所为书写单元的特征是需要进行需要阐发取定位的。宋代处所志编纂中,编制由图而志,这一改变表白由文字书写出“处所”或者说将岩石、山水等自由之物正在人的经验世界中通过文字出产出来,成为方志主要的表达体例。方志中的“处所”不只是书写单元,并且也使得每一个地舆成为一个文本。为了建立出“处所”,宋代方志构成了较为一贯而且分门别类的框架系统,同时,每一门类又被付与了价值尺度,如斯,处所志中的处所社会图式就被传送和建立出来。

  正因对意义世界的建立,宋代志书的处所书写就付与了更多的注释性要求。《吴郡图经续记》林虑后序称是书:

  若是简单分类,方志的书写大约有处所被书写取处所书写两个径。(23)前者是取的地舆编纂取办理需求亲近相关的。例如,实祥符年间所修的图经,先是景德四年(1007),因西京图经疏漏,“令诸道州、府、军、监选文学官校正图经,纂修校正,补其阙略来上”,后又令诸以图经献,“以其体系体例纷歧,遂加例”,祥符元年(1008),“官先修东封所过州县图经进内”,祥符三年(1010),李谔(964-1012)上《祥符州县图经》。(24)为了备政事、军事需求而做的地图、图经取图记,相关的例子更多。至道三年(997),实欲不雅边防郡县山水形势,于是“择使以往”,不久,所遣使者“以山水郡县形胜画图以献”。(25)景德四年(1007),朝廷下诏,“遣画工分诣诸,图上山水形势地里远近”。(26)康定元年(1040),“诏陕西、河东、转运司,各上当地图三本”。(27)大不雅二年(1108),为详定九域图志,“诏四方以事来上”。(28)正在处所被书写径中,由于要办事于同一的机制,某种程度上会将书写者对处所的思虑做简单化处置。这一点可从后人对李谔所上图经“简脱之病”(29)的评价中略见一斑。

  (45)钱可则:《景定严州续志》方逢辰序,第4349页;方逢辰:《蛟峰文集》卷4《严州新定续志序》。此处所漏四字,据四库全书本,按挨次顺次为“山”、“蚕”、“月”、“秀”。

  所谓处所书写,则是一种的书写要求,编纂处所志的设法取决定次要来自于处所社会。上引《莆阳志》、《澉水志》、《玉峰志》、《仙溪志》等均是正在这种的书写要求中得以编纂而成的。现实上,这种的书写要求也能够用来部门注释前文所引方志数量分布的地舆差别,它可能取分歧的处所对编纂处所志的关心度凹凸相关。某些处所对处所志编纂的关心度极高,处所书写成长成为一种保守。绍熙五年(1194),俞巨源(生卒年不详)正在《江阴志》序中说:

  初石湖范公为《吴郡志》,成,守具木欲刻矣。时有求附某事于籍而弗得者,因哗曰:“是书非石湖笔也。”守惮莫敢辨,亦弗敢刻,遂以书藏学宫。(38)

  从形式上看,这一改变最简单的表示是:正在整个宋代处所志书的现实书写中,地图越来越少,文字越来越多。上述材料中,图取志的比例即申明了这一点。同时,即便正在那些称为图经的志书中,正在“经为图设”的编制中,有经无图或经存图佚的志书大量存正在,例如元康年间(1078-1085)朱长文(1041-1100)所修的《吴郡图经续记》便是如斯。不少图经正在或沉刻时改称为“志”,例如上引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范成大(1126-1193)时,书名改为《吴郡志》。绍兴年间(1131-1161)所修《严州图经》有图九页,淳熙沉刻时仍用旧名,但后淳熙刻本仅余三卷,《舆地纪胜》、《文献通考》、《曲斋书录解题》记此书名为《新定志》。(14)乾道五年(1169),修有图经,宝庆年间(1225-1227)再修志书时,因“图少而志繁,故独揭志名”。(15)

  第三种数据涉及了处所志书的书写模式。现实上,宋代方志一曲被认为是中国方志的主要完型期间,学者遍及认为,处所志的编制演变到宋代,“已臻详备”,⑧“举凡地图、边境、山水、名胜、建置、职官、钱粮、物产、乡里、风尚、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而此前,关于地图、山水、风土、人物、物产等门类的记录虽早已存正在,但门类多单行,并各自为书。⑨对宋代方志编制的定位正在方志学的脉络里有其主要的价值,但从文化史的视角,能够将南北宋方志书写模式做一个更为细致的区分以体味此中的意味。例如,据学者所统计,北宋期间以“图”、“地图”、“图经”、“图籍”、“图志”为名志书共计90种,占总志书的65%,方志⑩22种,占16%;南宋期间“图经”、“图志”共51种,占总志书的14%,方志275种,占78%。(11)另据学者对宋代方志存世书目标考查,北宋曾有图经58种,占总志书的41%,方志22种,占15%;南宋存世图经21种,占总志书的9%,方志206种,占89%。(12)这两项统计显示,从北宋到南宋,处所志的书写模式根基上完成了由图经向方志的改变。(13)

  这里,梅尉、梁女、谢郡、吕文靖、陈文惠、包拯、崔氏等人物都是沉淀着的汗青,促使人们回忆过去,这些人物常常嵌入相关的场合、关系以及汗青之中,通过阅读方志,只需一个简单的名称,就能使身居其间的人们理解这些人物的汗青寄义。方志中记录的典故、感受到的回忆以及其他相关的关系成了意义的来历。

  (2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5线)二月己卯条,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445页;王应麟:《玉海》卷14《祥符州县图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二种材料是相关于方志的地舆分布。由中华书局收集影印的现存于世的完整取较完整的宋代方志共29种,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约3种,长江以南约26种。别的,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称是书“为古代方志书之分析书录”,“凡属方志之书,非论存佚,概行收录”,⑥据其收录的已佚取留存的宋代方志看,总志约40种,省志(含府县志)约767种(拜见下表)。若是仍以长江为界,南方省份所修志书数量较着跨越北方省份。换言之,宋代所编纂的方志并非是平均分布正在全国,以城市郡县为单元的方志分布流向有着较着的南北差别。这种差别事实源自于轨制、经济抑或文化要素另有待学者阐发。

  内容撮要:处所志做为主要的文献材料,其价值已为人所共知。但若是将它做为文本察看对象,处所志编制的完型及以处所为书写单元的特征是需要进行需要阐发取定位的。关 键 词:宋代 处所志 处所书写正在中国处所志编纂史上,方志曾有多种名目称号以及品种,但凡是说来,所谓“方”是指处所,而“志”则是记录的意义。

  论财赋必以惜平易近力为本,论山水必以产人杰为沉,人物取其媒介往行,不然虽穹弗载焉。诗文取其义理,不然辞虽工弗录焉。按于故实之,寓规劝于微言之表,匪曲为纪一设也。(43)

  ⑦此表将做者明白订正系宋代方志的书目一并统计入内。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古方志考》一书以1956年的行政划分来枚举古代方志存佚环境,可能会形成必然的,由于正在此统计框架下,所谓宋代的方志现实上涵括了其时不属于宋朝边境的其他方志。因本文会商只涉及志书数量的地区分布,所以并没有特地去区分。

  当处所书写已成为一种对处所的布局化描述时,以下问题便呈现了:处所书写该当由谁来书写,文字又若何书写出处所,正在文字编排的内容纲目选择取变化中,事实该当若何理解此中的“处所”?

  当然,由图而志的变化只是简单的现象描述,但这一现象背后的意义是深远而庞大的。对此,四库馆臣曾以两部志书为例,申明这一期间处所志编纂上的变化及其功能,馆臣说:

  “郡各有志”取上引“郡县必有志”、“澉水之志不成无”等说法雷同,明显,正在宋代,编纂郡志正在某些区域已蔚然成风,以至一地志书之未做,被“慨然认为缺典”。正在如许的认识中,处所书写不只成为制的文化模式,并且也使得处所志书的书写处于不竭构成和规划过程之中,并演变为一种汗青性的连贯要求。宋代处所志纂修者一般称图经“本朝三岁一修”,但现实上,从现存正在材料看,很少有间隔三年的续志,因而,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效用。处所书写的持续性要求凡是是来自于处所社会。上引《绍熙江阴志》,后有《绍定江阴志》,编者称绍熙所修前志“历三纪之余,时异事殊,洊有增益,盍广前闻,庶免疏缺”。(31)宝庆元年(1225),张淏(生卒年不详)《会稽续志序》称:“会稽志做于嘉泰辛酉(1201),距今二十有五年,夫物有变化,事有讼革,今昔不成同日语也,况城府表里斩然一新,则越又非曩之越矣,苟不随时记载,后将何所考?”(32)《景定严州续志》方逢辰(1221-1291)序称:“郡志自淳熙后缺而不修者距今七十余年矣。吴越钱君可则以太府丞来守严,政事之暇为之访蒐,以补其缺。”(33)后来,方逢辰正在《咸淳镇江志序》中说,嘉定七年(1214),镇江郡志,到咸淳年间,已近四十余年,“若军若府之事,革去旧者固多,更而新者亦不少”,因而知州要求人“网罗而辑续之”,后修成咸淳志。(34)对于处所书写是处于不竭构成取规划过程的认识,褚中(生卒年不详)《琴川志总叙》赐与了一个得当的说法,他说:郡有志,邑亦有志,志非史也,所以述史而备记也。(35)褚中锐意区分“志”取“史”的差别,认为志为“述史”,强调志做为“述史”取“备记”的动态建立。(36)

  毫无疑问,当处所书写成为一种文化建立的资本时,亦惹起人们的抢夺,例如上引《莆阳志》修撰之初,知州行将秩满,为修志书,他“延郡之诸彦而谋之”,但其时诸彦“皆曰曩尝纂辑”,最初知州“阻放”,才能“以竞其事”。(37)而刊刻范成大所撰《吴郡志》所惹起的纷争则更间接指了然这种抢夺,据绍定二年(1229)赵汝谈(?—1237)记录:

  宋代处所志书编制的完型及其文化功能的彰显,已为很多修志者所认识。郑兴裔(1126-1199)《广陵志序》称广陵为“淮南一大城市也”,“平易近臻富庶,而名邦掌故终令沦亡,殊非守土牧平易近之责,爰命郑传授少魏姚尉一谦辑之”。(18)很较着,名邦掌故绝非地图的线条描画,而是记录属于人类社会糊口的文化需求。虽然“大城市”取编纂方志之间能否存正在间接的逻辑联系关系尚值得商榷,但至多正在南宋处所志书中,编纂者语重心长地将处所的文化建立取处所志书的开展间接联系起来。例如,写于绍熙三年(1192)的《莆阳志》赵彦励(生卒年不详)序云:“莆阳山水之秀,甲于闽中,人物奇伟,自唐以来,间见层出,而图志缺焉。”(19)绍定三年(1230),罗叔韶(生卒年不详)《海盐澉水志序》:“澉水之志不成无。”(20)淳祐十一年(1251),《玉峰志》开篇便言:“郡县必有志,独昆山无之,岂前人之长不及此哉?期会之事,有急于此,则谓之不急也。”(21)一地之志不成无、“郡县必有志”做为一种断然的宣言被修志者标识出来,修志的火急感亦正在这段话中显露无遗。宝祐五年(1257),《仙溪志》刘克庄(1187-1269)序称:“吾郡三邑,仙逛最鉅。其山水之美、户口之众,前未有记录者,少府黄君始奋为县志。”同书陈敬之(生卒年不详)序亦称:“莆甲七闽,分邑惟三,仙溪又甲诸邑,前未有志,是大漏典。”(22)明显,处所志书的书写成为建立地舆中的山水、户口、人物为一体的主要载体。上引南北宋处所志书统计数据中,南宋志书多于北宋志书,数量的多寡虽然不克不及完全申明处所志取处所文化建立需求之间的关系,但它至多表白,南宋方志数量的增加是正在逐步构成的建立处所文化的呼吁中开展的。

  修志者相信志书中所储存的“邦之遗事”,包含了“先贤懿绩”等社会意义上的典型行为,这类行为可认为时人所效法,能够备后来者进修。同时,做为文本的方志亦为人们创制了主要的认知,当阅读者接管并习惯了这一种认知时,采取了志书中所表达的日常糊口中的风尚习惯时,“辑睦”的社会抱负就可以或许获得很好的表达,而宦达亦能够正在志书所的意义世界中获得定位。

  郡之中所为山水之广袤,守得而考之;户口之登耗,守得而询之;田畴之芜治,守得而省之;财赋之赢缩,守得而核之;吏治之臧否,守得而察之;风气之贞滛(淫),守得而辨之。(42)

  郡有志,所以记山水、人物、户口、田赋凡地盘之所宜也……严之所认为望郡而得名者,不以田、不以赋,不以户口,而独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有子陵之风正在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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